我整天都听音乐，但一场优秀的现场演唱会所带来的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想去重新体验那种直指人心的震撼和跃动。可惜的是，现在北京的大型场馆都在为准备奥运会而进行修缮，聆听现场演唱会的机会少之又少。
这就是我毫不犹豫地飞往上海，观看2007年1月20日埃里克•克莱普顿(Eric Clapton)现场演唱会的原因。几年前，克莱普顿在麦迪逊广场花园(Madison Square Garden)举办小型演唱会时，我曾经把一张免费票转送别人。那时只要花上10美元火车票，坐半小时车就能听到他的演唱会，而现在却要花500美元买门票，用两天时间，往返1,400英里才能做到。不过，我从没考虑过不去的可能性。
有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在跟随美国流行文化方面自相矛盾。一方面，我很高兴平时不怎么看电视，但另一方面却又在网上急切地搜寻“黑道家族”(The Sopranos)、“火线”(The Wire)和“死木”(Deadwood)等热门电视剧的最新剧集。我不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却又热衷于播客。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，应该利用在中国的时间多探索一下这个国家，不必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本可以“回去再说”的事情上。不过，这场演唱会与众不同，我必须去。
音乐一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读初中时，我选择阿尔曼兄弟乐队(Allman Brothers)的已故吉他手杜恩•阿尔曼(Duane Allman)作为课外作业“美国伟大人物生平”的研究对象。20年前，我在大学校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蓝调吉他手巴迪•盖伊(Buddy Guy)的专题文章，此后在工作中也写过不少类似的东西。我喜爱的音乐不但让我有了谋生手段，而且还给了我很多很多。音乐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克莱普顿的现场演唱会令我如此兴奋。
我有理由相信，这将是场激动人心的演唱会。克莱普顿新组成的乐队中有两位我一直景仰的吉他手，多伊尔•布拉姆豪(Doyle Bramhall 2)和戴瑞克•特拉克斯(Derek Trucks)，后者11岁就已成名，我为《吉他世界》杂志(Guitar World)跟踪报导他长达15年之久。虽然自己很想作为一个“普通观众”欣赏这场演唱会──让音乐荡涤我的心灵而不是站在工作角度理智地判断分析──但我无法抵挡采访关注已久的乐手的巨大诱惑。因此，我在演唱会当天安排了一次与戴瑞克和多伊尔的午餐访谈。
午餐很美味，有汤圆、热面和乌龙茶，但真正的养份来自于访谈本身。我以前主导过很多次以音乐为主题的访谈，但来中国后就鲜有机会了，直到采访渐入佳境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这种时光。
午餐后，我们开车去东台路古玩市场，在狭窄的小巷中徜徉，两边都是出售老相机、留声机、少数民族物品等东西的小店。戴瑞克和多伊尔很高兴能领略真正的中国生活。和任何坐头等舱往返的商务游客一样，他们往往觉得呆在环境舒适但大同小异的国际饭店里更加安全；但出来小小地探索一下是种不错的放松方式，我也很高兴能给他们当导游。把他们送回四季大酒店(Four Seasons)后，我开车回我住的饭店。（位于上海体育馆内，奇怪吧？）这个地理位置看演唱会很方便，因为旁边就是能容纳8,500人的上海大舞台。
我朋友麦特(Matt)已经搞到10张演唱会的门票。演出晚上6点开始，之前我们在一间套房里和几个北京同行（显然我并非唯一一个靠音乐吃饭的人）聚会，喝喝青岛啤酒，吃点薯条。在步行去大剧院的路上，我们遇到成堆倒卖门票的黄牛，还有几个笑着抽烟的警察。2006年我在北京看“后街男孩”乐队(Backstreet Boys)演唱会时，有几十个警察维持秩序，而且演唱会的座位安排很奇怪，把中国观众都划分到底层一片小区域中。
克莱普顿的演唱会则不然，感觉就像在美国看现场演唱会一样。一个澳大利亚引座员笑着问我们能否自己找到座位，我们说行，然后在第10排坐下，周围大概有80%的西方人，座位越往后中国人越多。坐在我前头的一位中国女士似乎整个晚上都觉得很无聊、很不高兴的样子，看来她自己并不想来。
大多数观众看上去都很兴奋，不过总体气氛比较安静，这可能和克莱普顿没有演唱许多成名曲有关。他没有唱“天堂里的眼泪”(Tears in Heaven)、“午夜之后”(After Midnight)、“我杀了警察”(I Shot the Sheriff)等歌，而是选了五首先前乐队（和戴瑞克和多米诺斯搭档）的老作品作为开场。虽然其他人可能觉得这种选歌方式很奇怪，但我正希望听到这些歌。当克莱普顿激情演绎吉米•亨德里克斯(Jimi Hendrix)的“小翅膀”(Little Wing)一歌时，全场气氛神圣无比，让我感受到了那种渴求已久的音乐感染力。克莱普顿几乎没有对观众说什么话，这一定会让不少歌迷失望，但我倒是很高兴他没有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出一句“你好，上海。”
演唱会的压轴是一首劲舞版的“蕾拉”(Layla)，观众的情绪终于被调动起来。乐队谢幕并向观众挥手告别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狂野的尖叫声；三个中国青年高兴地大喊大叫，手舞足蹈，令我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乐队回舞台加演一首时，激动的人群向前涌动。我加入人潮，向舞台边缘奔去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彷佛置身于高中的体育馆内，克莱普顿正在为毕业晚会演奏。在人群的推拥中，我的目光越过前面一个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小女孩向前望去，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和舒适感。站在上海的土地上，听仅有几尺之遥的克莱普顿演唱那首我最爱的蓝调歌曲“十字路口”(Crossroads)，此时此景，彷佛不在人间。
演唱会就在这种气氛下结束了，人们欢呼，鼓掌，跺脚，我本以为会有第二首加演歌曲，但灯光亮起，失望的叹息声不绝于耳。我们排队走出剧院，走进清冷的夜色中，天上飘着细雨，但周围的人群熙熙攘攘，人们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。
我们回到饭店12层的酒吧，俯视着灯光一片但空无一人的上海体育馆，音乐盛宴过后，午夜已悄悄来临。同去的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对我说：“你今晚好像真的很投入，听歌的时候闭着眼睛，脸上有那种表情。”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是什么表情，但明白他的意思。
第二天，我在回北京的航班上遇到一个熟人。“一个小小的演唱会，要跑很远的路去看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一切都很值得。”
说得一点没错。
Alan Paul（编者按：本文作者Alan Paul是《吉他世界》(Guitar World)的高级编辑，同时也为美国篮球杂志《灌篮》(Slam)撰写文章。因妻子工作需要，他举家从美国新泽西迁住中国，现居北京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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